誰在製造打工人?

誰在製造打工人?

(原標題:誰在製造打工人?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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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餘佩穎/周哲浩/李健華

編輯:陳暢/李墨天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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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確幸”自然也是一種精彩的活法,臺灣的購買力平價(即PPP)位居四小龍之首,高達5.7萬美元。23800新臺幣(約5500元人民幣)的基本薪酬,加之長期處於低位的通脹水平,使得島內服務業價格非常低廉。大陸游客的各種遊記裏,“臺灣物價低”幾乎是共識。

但如果縱觀整個臺灣經濟,會發現“小確幸”的基礎,實際上是重工業與科技企業打下的基業,能夠給社會持續提供稅收、福利和就業。但隨着臺灣在面板、手機等優勢行業挨個被擊敗,互聯網和新能源等新興行業裏的全面缺位,“小確幸”能夠維持多久,要打一個問號。

早在2010年,臺當局爲了鼓勵大家生育,決定用一百萬新臺幣獎金徵集一條宣傳標語,最終獲獎的是一句“孩子,是我們最好的傳家寶”。大獎得主是當時32歲的臺中市單身女子張芝菁,接受《聯合報》採訪談及獲獎感受,張芝菁說,“我不敢生孩子,怕養不起。”

8年之後,在國務院舉辦的“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”上,郭臺銘居然調轉槍口,痛批大陸的大學生“沒有實幹精神,不願意進工廠、上流水線”。那會兒的富士康正被大陸日益上漲的勞動力成本所困擾。演講結束後,郭董問了在場的工信部部長苗玗一個靈魂問題[28]:

“苗部長,請問有什麼政策可以讓大學生下工廠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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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,亞洲用一場劇烈的危機和灰飛煙滅的財富驗證了克魯格曼的預言,世界銀行適時出版了一份新報告,題爲《東亞奇蹟的反思》。克魯格曼則再度出擊,稱亞洲的增長“主要來自汗水,而非靈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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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韓國:

比如臺灣地區:

戰後百廢待興、經濟高速增長時,全體民衆享受了收入的上升、低廉的資產價格、日新月異的基建和節節高升的國際地位。而每一次的增速換擋,往往都意味着無可避免的資產泡沫、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,和難以提振的生育率。在這種背景下,“打工人”橫空出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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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人享受發展的紅利,一代人承受換擋的陣痛。前一代人的汗水換來了奇蹟與財富,後一代人的勤勞卻沒有同等的價值,這也許是“東亞模式”的一種宿命。

1994年,克魯格曼在研究日本經濟時曾誇過中國,稱“中國只要生產率水平達到西方的一部分,就會成爲一個重要的經濟強國”。他樂觀的預計,到2010年,中國的GDP將達到美國的82%。表面上看,中國的千禧一代(1985年~1995年出生的人)將充分受益。

所以所謂的“打工人”,不過是在收入增長難以匹配資產價格漲幅之下,工薪階層的一種無力自嘲罷了。

尾聲:想做廢物而不得的時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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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10月,人類學家項飆接受專訪時談及今年的熱門詞彙“內卷”,指出:“現在內卷的一個很重要的機制,就是沒有退出的機制,不允許你退出。”

項飆進一步解釋道:“所謂內卷性,不僅僅是說競爭激烈不激烈的問題,而是說白競爭,明明知道最後的收穫也沒有什麼,大家還是要競爭……如果你退出競爭的話,你有道德壓力”,“因爲整個社會的穩定,整個社會的所謂發達都是靠這種白熱化的競爭維繫起來的。”

一個健康的社會,自然應該鼓勵努力、勤奮、拼搏的品質。但一個包容的社會,是否也應當允許一個人選擇平凡、平庸甚至看起來碌碌無爲的一生?

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。2003年,西安長安區文科狀元、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生陸步軒擺攤豬肉,引起軒然大波。等到11年後陸步軒靠賣豬肉身價過億了,纔敢回到學校演講,但面對學弟學妹們他還是像在批鬥大會上做檢討:“我給母校丟了臉、抹了黑,我是反面教材。”

15年後,陸步軒的學妹李雪琴迴應網友:“唸了北大,就不能當廢物了嗎?”這似乎讓人看到了反內卷的希望。但坦白講,這種話聽聽就得了,不信你上網查查李雪琴的旗下有多少家公司,或者再看看李雪琴的直播賣貨有多起勁,就知道這種話可以用東北腔來回應:可拉倒吧。

魯迅先生曾將中國歷史分爲“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”和“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”。按照這種角度,以後年輕人應該會被分爲“有資格做廢物的人”和“想做廢物而不得的人”。

對於後者,“打工人”就是我們的宿命,早點想清楚去搬磚,就能早點兒還得清這個月的花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