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P跌出前十不及疫情後的武漢,天津該着急嗎?

GDP跌出前十不及疫情後的武漢,天津該着急嗎?

(原標題:GDP跌出前十不及疫情後的武漢,天津該着急嗎?)

天津亟需發展的緊迫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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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海河和摩天輪黃昏風光。圖/圖蟲創意

2020年,一場疫情,讓城市GDP排名也變得不同起來。北方重鎮天津,第三季度GDP罕見跌出前十,排名第十一位。對於天津而言,這樣的成績,是近四十年第一次。

據統計,2020年第三季度,天津GDP總量10095.43億,不及第十名武漢的10326.75億元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方面,天津同樣恢復緩慢,同比下降16.8%。

對天津而言,不論與自己歷史成績相比,還是跟其他三大直轄市相比,都幾乎處於歷史最低點,甚至還不及今年被疫情“重創”的武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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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武漢擠出前十

GDP被擠出前十,這樣的成績讓人意外。但結合近年來發展的趨勢,卻發現天津的失速,有跡可循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經濟室主任劉治彥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表示,疫情之下的GDP排名,不具有常規參考性,但天津近年經濟排位下滑背後折射出的深層次問題,值得關注。

2020年一季度起,天津GDP就開始被南京超越,只是在武漢因疫情“掉隊”的情況下,才勉強保住第十名的位置。但2020年上半年,在武漢增速低至-19.5%的情況下,天津GDP僅比武漢高出14億,第十名已岌岌可危。

此次取代天津擠進前十的武漢,復甦勢頭強勁。衆所周知,2020第一季度,武漢受疫情衝擊嚴重,直到前三季度經濟增速仍沒有轉正。不過,武漢GDP總量已接近上年同期九成,同比下降10.4%,回升幅度比全國高出6.8個百分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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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爲重要的是,2020年前三季度的排位,極有可能延續到年底。

天津今年前三季度GDP爲10095.43億元,同比增長0%。相比前三季度GDP10601億元,同比增長3.3%的南京,總量已少506億元。去年南京GDP全國第十一名,2020年全年大概率會取代天津,進入前十。

具體來看,今年第三季度,天津第一產業增加值爲128.90億元,同比下降3.1%;第二產業增加值爲3353.82億元,同比增長0%;第三產業增加值爲6612.71億元,同比增長0.1%。與第二第三產業強勁回暖的武漢相比,天津第二第三產業的復甦,算得上緩慢。

更雪上加霜的是,疊加嚴厲的地產調控政策,今年不少天津居民明顯感受到,房價降了。

2016年,李明(化名)以130萬元的總價款買下天津市東麗區一套二手房,買完之後房價不斷躥升,最高時達到210萬元。但最近的掛牌價在140萬元左右,基本跌回到4年前購買時的價格。李明感慨,如果算上物價上漲、房貸利息,可能還要賠錢。

事實上,2000年左右,天津有過一段輝煌。那時候的天津,在沿海城市還是一枝獨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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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到2014年,天津的經濟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。2010年到2013年,增速分別爲17.4%、16.4%、13.8%、12.5%,連續多年排名全國第一。2014年至2016年,儘管天津經濟增速有所下降,但仍爲10%、9.3%、9.1%,在各省市中也位居前列。

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肖金成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表示,天津過去經濟增長,嚴重依賴投資拉動,投資需求下降以後,新的增長動能卻沒有跟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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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/圖蟲創意

六年GDP降六位

經濟失速、房價下跌、社會消費總額恢復緩慢……2020年的天津,到底怎麼了?

事實上,6年前的天津,GDP全國排名第5,僅次於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。從第五到第十一,天津只用了6年。事情的轉折在於,天津曾經發展的重要動能——濱海新區,出問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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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,將天津2018年GDP大幅下調近5400多億元。這一降幅甚至與南昌這樣的省會城市GDP不相上下。天津GDP排名直接從第六位掉到第十位。

2020年初,天津統計局發佈說明,將2018年GDP大幅修訂原因歸結爲兩點:一是淘汰一批落後產業;二是嚴肅查處統計造假,擠出積累的“水分”。

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曾分析,濱海新區近年來享受了一系列的政策。有一些政策刺激了外地的企業註冊在新區,但實際上由於各種原因,註冊後卻在外地經營。這些企業對濱海經濟的帶動不明顯,不是內生動力,屬於統計上的虛高現象。

2017年環保督察對天津的經濟也帶來了影響。對於中央環保督察組的意見,天津市高度重視,對全市企業進行了拉網式排查,查出了近1.9萬家“散亂污”企業,並對其中9000多家污染嚴重、整治無望的企業實行了關停。

主動“刮骨療毒”之外,產業結構的深層調整,也讓不少天津經濟曾經的亮點,逐漸黯然失色。

“一隻機”——摩托羅拉、“一碗麪”——康師傅,曾是天津企業的代表。

早在2012年,伴隨智能手機的普及,位於天津的摩托羅拉工廠被賣給代工品牌偉創力。到2016年,偉創力位於天津的工廠徹底關停。快消品牌康師傅如今的地位和支柱地位,也早不如往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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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令人唏噓的還有天津重要的汽車品牌——夏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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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利汽車曾是中國家庭轎車的開創者和啓蒙者。1983年,國內第一個微型車批量生產基地落戶天津,在政策扶持下,生產基地得以引進日本大發汽車技術。“上海灘頭紅夏利,長安街前黃大發”的車市諺語,正是夏利曾經輝煌的寫照。2018年中國車市步入“寒冬”,汽車行業洗牌加速。夏利也成爲這輪寒冬的受害者。

有報道稱,2020年10月,天津一汽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工廠已停止了作業,而設在一汽夏利公司場地內的天津博郡汽車有限公司也已人去樓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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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前,爲獲取生產資質,連年虧損的夏利與博郡汽車成立合資公司天津博郡。夏利方面以相關土地、廠房、設備等資產及負債出資;博郡汽車則以現金出資20.34億元,成爲多數股東。天津博郡同時接收了800多名來自原夏利的員工。而博郡的人去樓空,意味着夏利最後一次自救基本失敗,品牌隕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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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祕書長陳耀向《中國新聞週刊》表示,目前天津經濟中,仍有裝備製造業等亮點。除此之外,濱海新區乃至整個天津,在產業結構升級上緩慢,大量依靠鋼鐵、能源、重化工。整個產業,處於產業鏈上端原材料部分佔比過大,下游延伸的高附加值產值佔比較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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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津作爲沿海城市,港口一直是整個城市發展的重要依託。近些年天津港的發展,也對整個城市的經濟造成了影響。”陳耀分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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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長時間裏,天津港一直是北方最大的綜合性港口和對外貿易口岸,進出口規模位居全國前列。2019年,天津進出口總額爲7346.03億元,下降幅度達9.1%,僅排在全國第九位。

2020年8月,海關總署主辦的《中國海關》發佈的2019年“中國外貿百強城市”名單中,此前穩居前十的天津,已被重慶取代,滑落至十名之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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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耀說,天津港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周邊港口的挑戰,特別是與河北的秦皇島、唐山、曹妃甸等港口,幾乎處在同質化競爭狀態。他認爲,天津應該通過合作整合港口資源,對港口功能進行再定位。比如,集中力量做集裝箱,一般煤礦等大宗貨物可以由周邊港口去承擔,形成分工,不要什麼都做,纔能有效規避同質化競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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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金成則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表示,天津市產業基礎好,但產業鏈不長。天津的相關產業也基本都在本地範圍,產業鏈沒有延伸到河北的其他地方。沒有像長三角地區那樣,城市之間形成互補關係,使得整個區域實現良性互動。

“京津冀一體化戰略以來,北京與河北間的互動頗多,比如冬運會,又比如河北滄州承擔了北京醫藥行業整體的轉移。但天津在與河北的協同發展上,亟待更多作爲。”陳耀直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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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跌出前十後,在這份名單中,北方城市中只剩下了首都北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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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GDP顯示,以秦嶺淮河爲界,南方地區經濟總量佔了全國64.55%,北方地區只佔了35.44%。肖金成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分析,近年來,北方經濟增長緩慢,佔比下降,重要原因在於宏觀層面需求下降。他說,北方產業結構偏重,更倚重能源和原材料產業,受到的影響更大。

天津對於整個北方經濟的作用,不言而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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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治彥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表示,後工業時代,創新已成爲經濟發展的強大驅動力,智慧社會、數字經濟、智能經濟都依賴於科教資源和高素質人才。

天津當然知道人才的重要。從2018年5月16日“海河英才”行動計劃發佈後,僅隔了一個晚上,“天津引才新政發佈不到1天,30萬人申請落戶”的新聞就登上了各大媒體的頭條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,兩年來,到今年8月中旬,天津市人社局在公開回復網友提問時稱,兩年多來,該市共引進人才近30萬人。橫向對比,近兩年,西安吸引人才百萬餘人,長沙也吸納人才七十餘萬。天津的成績,算不上突出。

天津自身對人才吸引力不足?有分析認爲,天津落戶條件中,不能在外地有社保繳納記錄的規定,導致很多想去落戶的年輕人產生觀望情緒。

“當下的天津,其實對吸引人才有重要優勢,天津的教育政策,對於中西部人口大省,特別是北方省份的人才,具有極強吸引力。”劉治彥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說。

通過對2017年國內各省高考人數與985高校錄取人數的統計,在一項關於全國985高校錄取率的排行中,天津以5.81%的985高校錄取率領跑全國,甚至超過了北京。

2018年全國平均211高校錄取率爲6.25%,天津以12.68%位居全國第三,緊追北京(13.99%)和上海(13.58%)。

2019年,全國平均一本錄取率是18%左右,天津則達到35.9%,僅次於北京的36.3%。相比之下,河南、山西、山東等省份的一本錄取機會,還不到天津的三分之一。

然而如此明顯的教育優勢,爲什麼吸引不到人才?肖金成分析,除了薪酬、福利,更重要的是創造對人才的需求,讓人才發揮作用,這纔是根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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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爭的事實是,天津的經濟活力在全國萬億GDP城市中,並不出色。

在中國社科院和經濟日報社今年共同發佈的《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》中,天津僅排名46位。這份榜單從經濟活力、營商環境等九個維度,評價城市的綜合競爭力。

相比衆多實力雄厚的大型國企,天津民營經濟一直是短板。2019年,在天津GDP中,民營經濟僅佔三成左右,而在杭州等南方城市,民營經濟佔比高達60%以上,差距相對明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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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應該也意識這一點。今年以來,加大了國企混改的力度。繼“天津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項目推介會”後,天津最近又推出了近30個國企混改項目。

劉治彥直言,相比長三角和珠三角,天津整體文化氛圍偏保守,這對天津未來發展不利。

他說,目前天津亟需發展的緊迫感。“天津要解放思想,要向深圳、上海等城市學習,還要重視吸引人才的宜居環境和風清氣正的營商環境,更加關注民生,更加關注實體經濟發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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